《寻秘自然：生命密码》首映式现场。本文图片 汪诘 提供
3月7日晚，上海科技馆巨幕影院里座无虚席，一部名为《寻秘自然：生命密码》的科普电影正在首映。
影片用情境还原的方式讲述孟德尔、DNA双螺旋、人类基因组计划以及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蛋白质等科学突破，同时又嵌入在一个“悬疑大片”之中——身为父亲和生物安全监管人员的男主人公被卷入了一起一波三折的“基因黑客”案件。电影提出了基因技术最深刻的伦理问题之一：当这项技术用于人体改造与增强，社会将会怎样变化？
这部电影的导演汪诘原先是一名科普作家，2020年开始拍摄《寻秘自然》系列，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还在活跃的商业科普电影导演。2024年，汪诘通过“自己买票再卖票”的方式，让《寻秘自然》系列电影进入了商业院线，这也是中国科普电影时隔24年再登大银幕。
但是，这次汪诘决定不再走商业院线集中排片放映的模式，而是拉长战线，选择以点映为主的放映模式。他的上一部电影《寻秘自然：时间的形状》叫好不叫座，拍摄成本没能回收。
在今天的中国，科普究竟是怎样一门事业？汪诘的回答并不浪漫。“从大环境来说，整个科普产业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他在接受澎湃科技采访时说，“但如果你真的在里面做，会发现它离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行业，还差得很远。”
导演汪诘在首映式现场与观众交流
传播真实的科学：前沿性、新奇性和“中国性”
汪诘说，他为“寻秘自然”系列选题时一直看重三点：前沿性、新奇性和“中国性”。既要是仍在发展中的科学议题，也要让普通观众感到陌生和好奇，同时最好能挖掘出中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史在其中的位置。
生命科学恰好符合这三点：基因科学仍在快速变化，胚胎编辑、转基因、CRISPR等概念对公众而言既熟悉又陌生，而中国在人工合成蛋白质、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如今的生命科学界，中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位居世界前列。
虽然观众以青少年居多，但汪诘并没有刻意用一种低龄化的方式来讲述基因技术的故事。影片没有将科学进展描绘成无限进步的神话或者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浪漫叙事，而是回到科学与社会的复杂性上。
“科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不是所有科学家的想法都一致。”他说。在基因编辑、胚胎干预等前沿领域，看的资料和采访的专家越多，越会发现不同科学家之间的立场差异很大。有的人对技术的警惕性极高，把它视为伦理禁区，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是生命科学突破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不应当封禁。
在汪诘看来，不仅科学家的观点有区别，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科学实践也只是真实世界的冰山一角：总有人因为各种目的和利益去越界使用新技术。这就是他在电影中提到非法对胚胎进行基因改造的“基因黑客”的初衷。
基因治疗与增强的界限真的清楚吗？如果有钱就能增强自己的基因，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基因被改造的“超级宝宝”如何自我认同？在科学技术爆发式增长的今天，汪诘认为，科普作品不仅应当传播科学原理和知识，也应当推动这些更加复杂的现实讨论，它们离生活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远。
讨论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科学知识，也需要科学思维。汪诘说，这是“科普为什么重要”的核心所在——帮助人们形成一套更可靠的认知方法，“在面对生活中各种复杂选择时，提高作出正确判断的概率。”
科普的“外热内冷”
如果只看大环境，中国科普这些年确实在变“热”。
一方面，科学议题本身也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从航天、AI到基因编辑、脑机接口、量子计算、气候变化，很多原本只在专业圈子讨论的话题，如今都能成为社交媒体热点。而另一方面，政策层面的支持在持续加码。新修订的科普法实施后，“全国科普日”被进一步明确为“全国科普月”，从中央到地方，学校、科技馆、科协系统和各类公共文化机构都被鼓励乃至要求组织更多科普活动。
“国家层面在推动整个科普产业的发展，大方向肯定是利好的。”汪诘说。过去几年，他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主动寻找科普内容、举办科普活动，学校、科技馆、地方部门也都更愿意谈“科学传播”“科学素养”“科普产品”这些概念。
然而汪诘也坦言，“很多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他举例说，全国科普月要求各级单位组织活动，但经常遇到的现实是，“法律有了，要求有了，但是没有配套的资金”。于是，地方科协、学校或机构往往会陷入一种尴尬状态：知道科普重要，也愿意做，但真正谈到场地、人员、差旅、执行费用时，就推进不下去了。
“很多单位都会说，我们的经费就这么点，还不够你的差旅费，您还不如干脆全免费，就当是为孩子们做公益，或许更值得。”汪诘说。
“对我们拍电影来说，最大的困难毫无疑问都是资金问题。”汪诘说。相比图书、音频、自媒体，电影天然更昂贵，也更依赖完整的工业流程和放映体系。在国外，大的科普电影制作商可以依靠个人和国家基金获得拍摄资金，再靠全球版权和院线获得收入。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里，还没有一个现成的商业模式。
“我们走的是纯市场化路线，资金来源基本都是社会集资。最后还是要靠票房分账、版权授权等，一点一点把钱还回去。”汪诘说。《寻秘自然》系列从第二季开始进入院线，前两部作品的版权收入基本能够覆盖投入。到第三部，投入上升到1000万元，但市场反馈没有达到预期，亏损较大。等到拍《生命密码》时，上一部的失利已经直接影响了融资。这一部的投资额最终控制在500万元左右，但即便如此，压力仍然不小。“很多投资人可以不挣钱，但至少希望回本，这是最基本的希望。”
与商业片相比，科普电影的尴尬还在于，它既难以获得成熟市场的稳定票房，也不像很多纪录片、重大题材作品那样，背后天然有公益基金、公共财政或政策性扶持来兜底。
这些经验让汪诘对进入院线变得更谨慎。影院的排片往往需要宣发投入，而这笔投入对科普电影来说很可能得不偿失。
汪诘说，不仅仅是商业科普电影，整个中国科普产业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稳定和规模化的商业模式。
“国内现在纯靠以科普内容为方向的公司，都是小公司，没有做得很大的。”汪诘说。在他了解的同行里，专门做科普内容的公司，多数不过十几人到几十人规模，“像我们现在公司20多个人，在科普行业里已经算不小了。”
这些公司的业务也往往分散：图书出版、知识付费、课程开发、科教活动、研学服务……什么能带来现金流就做什么。真正只靠某一种模式、长期稳定运转的很少。
在这种环境下，个人化、轻量化的科普生产反而更容易生存。一个人写书、做播客、做视频号或者运营社交媒体账号，不需要很大的团队和固定成本，日子总还能过下去。但只要涉及电影、研学等团队协作、重投入、长周期的项目，困难就会迅速放大，“还没有特别成熟、能做大的公司。”
“与审查审批相比，这些都不算困难”
为了更好、更精准地呈现科学内容，汪诘团队尽可能真实还原了达尔文当年的温室和孟德尔的豌豆苗田，也做出了精准度超过市面上很多教具的基因和细胞三维动画。然而汪诘坦言，与审查与审批相比，这些都不算困难。
为了在表达、专业、伦理与审查之间不断寻找平衡，《生命密码》从剧本到完成，用了两年半。汪诘说，这是他做过时间最长的选题，“中间反反复复改剧本，改的次数实在太多，甚至有两场戏都已经拍完了，后来又推翻重拍”。
“我们拍给大众看，需要四平八稳、中规中矩。往哪里偏一点，都会有人不满意。”他说，“但我又不希望拍得太寡淡，什么都不敢讲。我还是想做出一些表达，做出一些深度思考。”
汪诘说，影片既涉及中国科学史上的重大节点，也涉及医学技术伦理问题，所以不仅要经过电影局审核，还需要中国科学院和卫健系统协审。前者关乎重大历史题材的准确性，后者关乎医学伦理和医疗内容的边界。
“他们都对我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我们就一样样去改。”汪诘说。最终成片中，他觉得自己原本想表达的内容，“如果满分是100的话，至少有60表达出来了”。
除了内容，拍摄本身也经常被大量事务性问题牵制。汪诘说，这甚至占据了他大部分精力。
汪诘提到一个让他印象很深的例子：团队曾在一个国家机构拍摄过一些镜头，拍摄时管理方允许，也没有涉及秘密信息。但等到后期送审，需要补充正式授权公函时，该机构恰好发生管理权交接，原管理方说自己已无权出函，新管理方又还没有明确负责人，结果整个链条卡住，最终只能把相关镜头全部砍掉。
拍摄许可证、采访审批、体制内机构协调、历史资料使用许可，这些工作往往耗费掉大量精力。作为一家民营科普公司，他们既没有大型国有影视机构的身份便利，也没有公共系统内部的天然通道，很多事情只能靠“一张张脸去刷、一层层关系去找”。
汪诘说，体制中有很多认同他科普事业的人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才有可能将影片最终呈现出来。但是对于商业科普电影来说，相关的制度体系和通道都还没有建立，所有事情都是“专事专办”，对科普电影创作来说构成了很大挑战。
AI时代更需要专业科普者
在很多人眼中，最有“资格”做科普的是科学家。在国外，一些脍炙人口的“大众科学”作品也是由科学家完成的。而在中国，愿意花时间面对公众做科普的科学家似乎相对较少。
汪诘认为，虽然政策层面一直鼓励科研人员参与科普，但在实际激励机制里，科普通常并不是决定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关键指标。绝大多数科学家最核心的资源来自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而这套评价体系主要看论文、项目、成果转化。
“你申请自然基金，人家评审不会看你科普做得多，就看你的科研产出。”他说，在这样的“指挥棒”下，一线科研人员自然会优先把精力投入真正影响自己职业发展的事情。即便有人愿意做科普，很多时候也更像出于兴趣、情怀，或者是在已经相对功成名就之后，才腾出时间来参与。
汪诘也并不认为，科普本就应该主要由科学家来承担。
“科普其实是传播学，它不是科学家天然就能做好的。”他说，科普本质上是对科学的一种翻译与再表达，需要讲故事、组织结构、做视觉呈现、理解公众接受心理，也需要传播学意义上的专业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家不重要。相反，科学家作为知识源头和专业把关者，仍然是高质量科普不可替代的支点。只是从知识生产到公众传播之间，还需要一批专门做“翻译”和“搭桥”的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这类职业化科普从业者仍然相当有限。
除了商业与政策的问题，科普从业者也正面临另一个强劲的“对手”——AI。既然AI已经可以快速回答科学问题、总结知识、生成图文视频，人类还需要专门做科普吗？
汪诘的回答是：更需要。
他注意到，AI出现后，网上大量知识类内容的平均质量其实提高了。因为许多内容制作者开始用AI生成文章，相比过去人工粗制滥造、随手编造的内容，AI至少在基础逻辑、基本常识和文字组织上，把底线抬高了一些。
但与此同时，汪诘也认为，AI并不会自动带来更好的判断力。它可以生成真实内容，也可以生成似是而非甚至故意误导的内容。知识获取变容易之后，真正稀缺的反而变成了分辨信息真伪、识别论证质量、做出合理判断的能力。
“批判性思维在AI时代恰恰更重要了。”汪诘说，“有了AI以后，知识获取太容易了，但是AI不能帮你获得思维层面上的能力。你还是要学习思考的技术。而科学思维就是一种思考的技术。”
基于这些原因，即便行业还正在艰难探索，汪诘也鼓励更多的人投身其中。
“只有更多的人做，才能把‘蛋糕’做大，才能培育市场。”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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